去年9月王士明先生在《南通日报》载文《通州地名中的“甲”》，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王先生开了一个好头。王先生指出：通州地名中的“甲”，与“清代”盐民有关。其实通州地名中的“甲”不仅与清代盐民有关，甚至可以追索到宋代。据《南通市志》记载：“南宋时，淮盐产区一场有10灶，一灶有盐民20余户。数户编为一甲，设有甲头；数甲编为一总，设有总辖”；“元代于灶户聚煎之处设团……编入灶籍”；清代“编定各场灶籍户口，一场分为数总，一总分为数甲”（引文摘自《南通市志.盐业篇.盐业生产》）。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出，不管是“甲”还是“团”这些基层单位都是由“户”编制而成的。但具体怎么编制，记载很少。下面这份明代的《余西场图》（（见图片），也许给人们寻找“甲”的编制有所启示。图中显示，余西场“甲”的编制是由东向西排列的：自余西场东侧的“界墩”（与余中场界）至“东汊河”为“一至五甲草荡”；自“东汊河”至“西汊河”为“六至十三甲草荡”；自“西汊河”至余西场西侧的“界墩”（与金沙场界）为“十四至十九甲草荡”。这样余西场的“草荡”自东至西共分为十九甲。这里为什么要强调“草荡”两字。说明一个“甲”里，除了“草荡”之外，还有其他属性的土地。

盐场的土地一般有两个属性，即草荡地和耕作地。草荡地以栽种芦苇为主，作为烧盐用柴草。耕作地主要是种植庄稼，用于盐民生活所需。明时两淮盐场设有泰州、通州、淮安三个分司，通州分司下辖十个盐场（丰利、马塘、掘港、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据记载，十个盐场的两种土地都有明确记载，作为盐民赋税的依据。如金沙盐场“草荡凡一千九十有三顷三十三亩二分……田凡九十二顷二十又六亩九分。”余西盐场“草荡凡七百三十有八顷……田凡百有四十九顷九亩八分。”余中盐场“草荡凡五百八十有八顷八十三亩……田凡二百三十五顷七十有一亩。”吕四盐场“草荡凡二千八百三十有九顷二十亩……田凡三十有八顷七十一亩四分。”……（《两淮盐法志》卷三）

根据余西场“甲”数（十九甲）和土地数的计算，每甲约有草荡地3884亩，耕作地785亩，两种土地共计4669亩。也就是说，一个“甲”的土地约为5000亩。

对于明代按“甲”分给草荡地的做法，《南通市志》是这样记载的“明洪武间编充灶丁，每丁拨给草荡一段，自己砍伐，煎盐办课”（《南通市志.盐政管理》）。

元末明初由于受战乱的影响，盐民逃的逃，死的死。给新生的明政府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急需补充劳动力，恢复盐业生产。而这时的朱元璋正在搞“洪武赶散”，于是将张士诚的旧部及“拥张势力”强制迁徙到江北沿海，以补充盐场的劳动力。这些新来的盐民一方面划给他们一些维持生存的耕地；另一方面强制他们进行盐业劳动，所以“每丁拨给草荡一段”。草荡地一般靠近海边，不宜种植庄稼。从明嘉靖《两淮盐法志》中各盐场的地图看，金沙场草荡地分布在“新堤”（指今通州境内的“狄公堤”，海门境内的“沈公堤”，统称“范公堤”，都是宋代修筑的）外，余西场草荡分布在“新堤”内，余中场草荡分布在“新堤”两侧。而耕作地都是分布在草荡地内侧，基本能旱涝保收。

清代以后，由于海岸线的延申，通州的马蹄形海湾不断缩小，盐产锐减，盐场不断撤并。据《南通市志》记载：乾隆年间首先裁减了余中场；民国初年又裁减了金沙、石港、余西、丰利场，至民国20年通州地区仅剩 2个合并后的盐场（余东、余西、吕四三场合并后的余中场和丰利、掘港等合并后的丰掘场），民国31年仅剩合并后的一个盐场（余丰总场）。

盐场的合并，同时带来了土地性质的变化（原有的草荡地变成了耕作地等）和盐民性质的变化（盐民转化为农民等），所以作为盐场基层单位的“甲”，必然变化很大。每一次盐场合并，必然带来“甲”的重新编排，盐丁的重新组合等等。所以对具体地名的产生和沿革只能一地一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