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将“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博于世者”谓之乡贤，现代乡贤是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重敬并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乡贤和乡贤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海门历来重视乡贤，明、清时县城建有乡贤祠，专门祭祀品学高尚或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并在志书里加以记载，使乡贤的嘉言懿行流行于民间，以此来影响人们的言行，引导着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本文所说的近代乡贤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那一段时间出现的乡贤。这段历史历经清代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和整个民国时期，前后109年。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已打开中国的大门，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地处江海之隅的海门也受此影响，当时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但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为经济发展、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乡贤。据初步统计，这个时期被载入史册的海门乡贤有300多人。这些乡贤如按居住地分，可分为乡土型（出生在海门，并为海门作出奉献的人）、反哺型（出身在海门，在外地作出奉献，但又反哺海门的人）和寓贤型（出生在外地，但为海门作出奉献的人）；如按贡献类型分，可分为革命烈士类、忠孝道德类、赈灾救济类、经济科教类等等。本文着重谈谈为海门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经济类乡贤。

1894年鸦片战争以前，海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随着鸦片战争的暴发，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作为靠近上海的海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开始瓦解，殖民地、半殖民的社会形态形成，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与此同时摧毁旧制度的中国共产党正逐步壮大。这个时期海门的经济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商业经济的发展阶段、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和旧制度的摧毁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乡贤对海门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分别进行叙述。

一、乡贤对海门商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海门的商业发展主要出现在1840—1894年间，即自中英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共54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英《南京条约》将上海辟为商埠，上海便成为中外货物的集散地。原先海门农民的少量土布主要是通过山东客商收购后，经陆路的驴、马驮运至大连、营口等地，再销往关外。上海成为商埠后从上海转运到大连、营口等地方，可由船运或铁路运输，比驴、马驮运不仅成本省、而且速度要快得多，因而山东客商到海门贩运土布的人逐渐减少。同时随着上海港口吞吐量的增大，海门土布的销量也同时增大，许多海门人也做起了贩布生意，他们少者数匹、多者上百匹贩运到上海，卖给专营通海土布的“鼎茂”、“天茂”、“天和”等牌号的公司。随后一批海门农民也开始转行经商了，他们在海门设布庄收购土布后，直接经上海销往东北地区，并且还创出了自己的牌子。这就引发了海门商业的大发展。由于这些土布大多是销往东北地区的所以统称“关庄布”。据记载，当时海门较大的关庄布庄有：王正大布庄，所创的布牌为“广大和”；中和兴布庄，所创的布牌为“中和兴”；陶元昌布庄，所创布牌为“公大和”；其他还有秦记布庄、王记布庄等等。据说仅茅家镇一地最盛时期就有大中小布庄一百多家。不仅如此，海门在产布最盛时期，每天黎明临时收布摊位很多，从西市梢到东市梢，足有数十家。这些临时布庄收购的布转售给‘中和兴’等布庄，然后再整理成包，经上海运销东三省”。

在海门的其他乡镇也设有不少布庄，如通源镇的宋楚方布庄，所创牌子为“天宝玉”，天补镇有“公大昌”布庄，三星镇有“裕隆”“元盛”等多家布庄……

随着土布的运销，也带动了海门其他商业的发展，海门一时由封闭落后的地区逐渐成为比较开放和富裕的地区。当时时值太平天国革命，江南地区战乱纷纷，许多逃难的民众选择了相对平静和闭塞的海门，在逃难的众多民众中有许多很会经商的人，他们在海门的经营更推动了海门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光绪十年（1884）左右，当时一种不易断头的印度机纱传入通海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土布生产的发展，时关庄布的营销也达到了高峰，每年销往东北地区的关庄布达10万件以上。在这股商潮中，海门起引领作用的乡贤据记载主要有：

王子卿，镇江丹徒据人，1850年左右因太平天国战乱而来海门定居。他从收购手剥皮棉贩运至上海开始，获利后即经营土布兼营皮花，在海门开设的店号为“王正大布庄”，其布牌为“广大和”，并在上海设有申号，由专人负责经销皮花和办理土布转运营口、大连等地业务。年营销土布一万余件，资金雄厚、业务发达，规模堪称海门之首，其经营的“广大和”牌号，当时在海门被称为“提牌之道”。其子王伯棠接管后，发展更加迅速，在布市上更加活跃，“王正大”的资金也越积越多，当时即号称“百万富翁”。

宋楚方（外号宋脚子）是较早移民来海门经商的南通人，光绪初年（1875年前后）他来海门考察后即在通源镇（今属海门镇）设“宋楚方布庄”，后又在海门北面的五福桥镇（今属通州二甲镇）设了分号，所创布牌为“天宝玉”。宋楚方经营的方式是“零趸兼收”（即一面设门店零收农户布匹，一面收购贩子趸收的布匹），所以收购数量之多一度曾超过了“广大和”。不久其他布庄也纷纷效仿，争抢收购土布。

周泰和，镇江人，太平天国战乱时来海门三阳镇经商，开设周泰和号油米行和酒坊，因为油、米是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周泰和看准了这个商机，于是到六匡、大洪、三和等处开设油、米、酒分号，均生意兴隆。他的这一作法影响了其他商号，如陆恒裕衣庄、茅协兴绸缎庄、姜仲德国药堂等纷纷到其他集镇开设连锁分号。

这一时期是海门商业最为繁荣的时期。为加强行业间的联系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当时各商号还纷纷成立了同业公会，如纱业公会、酒业公会、油米业公会等等。

二、乡贤对海门民族工业的贡献。海门民族工业的起步主要出现在1894—1919年间，即自甲午中日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即旧民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阶段），共计25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为了略夺中国的资源，纷纷在中国设厂，甲午战败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丧心病狂。他们用中国的原料，中国的人力制造出产品后又卖给中国人民，张謇为此痛心疾首，他在奏折中曾这样陈述“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其“后患必然是用我国的剥肤之痛，增益彼国富强的资产”。为此，1894年张謇毅然辞官返乡。张謇认真分析了工业强国与商业等强国的关系后，认为救国必须先从工业开始。于是辞官回乡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大生纱厂，尽管困难重重但张謇义无反顾。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使大生一厂开始生产棉纱，由于成本低，销路广，进一步促进了通海地区关庄布的发展。为了使大生纱厂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张謇本着农工并举的原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通海交界的吕四一带着手筹建“通海垦牧公司”。因有大生纱厂作后盾，又得到当地乡绅的支持，很快在原是一片荒滩的地方筑起了拦海大堤，围得了十万亩耕地，未过几年即有收成，至1910年公司每年可获净棉两万多担。张謇乘着这样的大好势头陆续办起了众多的工业企业、农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和商业企业。在通海地区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如把棉花纺成纱就办大生纱厂，棉花的籽榨成油就办广生油厂，利用油厂的废料制造皂烛又办大隆皂厂。大兴面粉厂利用大生纱厂的剩余动力磨粉供纱厂工人食用和浆纱等等。泽生水利公司、大达江轮步公司等主要是解决纱厂的运输问题等。

张謇在海门办的企业主要有通海垦牧公司（创办于1901年）、大生三厂（创办于1914年）、大中通运公行（创办于1902年）、大生轮船公司（创办于1900年）等等。这些互相依存的企业，不仅大大提高了集团的经济效益，而且带动了整个通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个时期对海门民族工业发展作出贡献的，除了张謇外还有：

沈书生，是海门土布的经营者，为了改善海门土布一家一户的木织机状况，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顾名义合资在茅家镇兴办宝兴织布厂，这是海门创办的最早的机器织布厂。当时有工人170余人，布机170台。这在当时规模算是相当大的。生产的机织布是土布织机无法生产的条纹颜色布，且门幅宽，这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在此之前海门农村仅有土布织机，生产的土布颜色单调，门幅也相当狭。

陈伯葵，是海门的一位商界人士，民国初年当时的海门还没有电，照明都是靠煤油灯或腊烛照明。陈伯葵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于民国8年（1919）购置了一台18千瓦（25马力）的柴油发电机组，后又添置了一台11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并创立了海明电器公司，向茅家镇部分居民送电。这是海门最早的电器公司。

朱志轩，晚清时期朱志轩的祖上在茅家镇西市梢开了一爿小店，名为“朱协和茶食店”，主要加工小方脆饼，附带些其他小吃。民国初年传至朱志轩这一代，技术精甚且经营有方的朱志轩，不断增加小店的花色品种，生意逐渐兴隆，于是店面越做越大，并生产了海门的名牌产品“朱协和云片糕”，质料柔细，有绕指而不裂的韧劲，受到各方欢迎，名震四方，成了当时海门的拳头产品。

三、乡贤对摧毁旧制度和解放生产力的贡献  从1919——1949年，即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段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共30年。这个时期在列强夺略下，经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独裁等等，中国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这些都是腐朽没落的旧制度造成的，所以只有催毁旧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海门县第一个党支部和第一届县委也先后诞生，他们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抗租、抗捐、抗粮、抗税的催毁旧制度的斗争。但窃取国民党政权的蒋介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对共产党实行了“围剿”，企图把成立不久的共产党扼煞在摇篮中，但共产党人没有屈服，胜利开展了“反围剿”斗争。1938年日本侵略军也开进了海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门共产党人担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任务，他们在日军、伪军和蒋军的三重压力下，经过8年抗战终于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海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在中国共产的领导下海门人民又开展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经过三年奋战终于将旧制度彻底摧毁，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这一系列斗争中许多乡贤前赴后继，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把腐朽的旧制度催毁，为了使生产力彻底解放，洒下了热血。据统计这一时期记入海门志书的乡贤有70多位，其中有：

沈惠农：原名陆铁强，崇明排衙镇人，是中共海门县委的第一任书记。陆铁强19岁投身革命，民国十五年（1926）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受到毛泽东等教育，回来后担任崇明县委书记。曾领导过崇明7000余农民抗暴减租，迫使县知事让步，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运动，受到毛泽东赞扬。1927年“四一二”后受国民党当局通辑，同年9月改名沈惠农派来海门开展工作，并组建海门县委，10月海门县委成立，沈惠农为书记，这是海门的首任县委书记。沈惠农组织海门的党员干部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并组建农会。11月在海门下沙组织农民示威游行时，受到敌人注意，并被认出身份，在与反动警察的斗争中因伤被捕，第二天即被杀害于县城茅家镇（今海门镇）西市。

陆一呜：又名陆秀山，海门横沙镇人。民国27年（1938），日本侵略军侵占海门，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陆一呜联络了一些有志青年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专门打击日本侵略者。民国29年（1940）被新四军领导的通海自卫团（又称汤景贤部队）收编，被分配到三余区队当班长，不久升任排长。民国31年送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配到汇通区工作，担任区长和区游击队长，期间多次带领区队重创日本鬼子，特别是在木行头战斗中击毙日军宪兵队长和伪区长等多名要人，并俘虏了伪军多人。此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影响极大，同时大大鼓午了江海大地上的抗日斗争。后陆一呜家被搜，其父被杀。敌人的所作所为，反而更坚定了陆一呜抗日的斗志（陆一呜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顾云丰：海门县汤家乡人，民国32年（1943），参加抗日游击队，日本投降后转入东南警卫团，在部队他英勇善战多次荣立战功，民国36年（1947），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班长。翌年部队在灵甸镇战斗中，他带领1名战士消灭敌人20多人缴获步枪10支，荣立战功。同年11月在东社、刘桥（都在今通州区境内）战斗中，他不仅保护了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以一支汤母式枪杀伤了7个敌人。民国37年（1948），在石港（今通州区境内）战斗中，敌人凭借一幢楼房顽抗，顾云丰带领一个班，架梯子爬上去，当他把手榴弹塞进敌人屋子时，敌人也发现了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20岁。战斗胜利结束后，团部追认顾云丰为特等功臣，并为顾云丰召开庆功会。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生产力得到了彻底解放，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国富民强。从海门来说，1949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不足1亿元，2016年即过1000亿元，预计2018年为1100亿元，是70年前的1100多倍。生产率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人的积极性。这充分说明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